5月18日，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承办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成都正式开幕。本届论坛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核心主题。在当日上午举行的首场“高端对话”环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及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等多位经济决策者与学者同台论道，深入剖析了宏观经济走势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未来演进。
作为亲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核心决策者，白川方明在现场的发言引发强烈共鸣。白川方明于2008年4月至2013年3月期间掌舵日本央行，任内面对次贷危机及日本“3·11”大地震的考验，主导推出了非传统货币政策，深谙极端流动性投放的利弊。
在对话中，白川方明直面当前全球通胀与增长两难的逆境，深刻反思了长期极度宽松对央行独立性及汇率造成的“内生性”反噬，更直言央行绝非“施展魔法的机构”，呼吁社会各界廓清货币政策边界，直面结构性改革的阵痛。
每经记者蔡鼎摄
长期宽松滋生“内生性”政策困局
谈及当前全球宏观经济大环境，白川方明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通胀上行压力与经济下行压力交织，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强调，当下全球经济遭遇的供给侧冲击，很大程度上由人为因素引发，依靠经济预测模型推演各类冲突的最终走向，往往收效甚微。
面对复杂困局，传统央行理论给出应对思路：若供给侧通胀冲击具备临时性特征，央行可选择无视短期波动，坚守货币政策定力。但白川方明对这一传统逻辑在当前环境下的适用性深表质疑。他认为，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供给链断裂与持续性冲击，短期内难以消退，全球经济需适应供给侧冲击频发的全新常态。倘若央行固守冲击短期消退的固有判断、迟迟不调整政策，终将陷入政策被动。
除此之外，白川方明从制度深层剖析了全球央行普遍面临的独立性弱化难题，并提出全新研判：金融市场普遍警惕的财政主导风险，并非全然源于外部政治层面施压，很大程度上源自央行体系内部。
“根源在于央行自身产生政策顾虑，担忧调整长期宽松政策会引发不可预估的市场风险。”白川方明表示，长期推行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市场对低成本资金形成强烈路径依赖。在通胀倒逼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启动加息周期时，各国央行决策者普遍顾虑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攀升，进而陷入决策迟疑、自我束缚的状态。在他看来，这种源自央行内部的政策畏难情绪，已然实质性削弱央行政策独立性，最终造成货币政策出现偏差。
白川方明直言，从宏观经济数据与走势预判来看，日本央行具备清晰的加息调整逻辑，经济指标达标后理应稳步推进加息进程。但现实中，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正常化、加息节奏上始终态度谨慎、行动迟缓。加息进程停滞不前，短期内已催生诸多负面影响，日元大幅贬值便是典型表现。他认为，日本央行对加息的迟疑心态，本质是惧怕政策调整引发连锁风险，这也是长期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不断累积、潜藏已久的负面后遗症。
如果货币政策并非灵丹妙药，那么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真正驱动力在哪里？白川方明将视线投向了结构性制约因素——人口结构的剧变。
白川方明指出，目前宏观经济界在讨论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时，普遍存在认识误区：人们习惯于将人口总量的减少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割裂开来看待。许多观点乐观地认为，只要技术进步能够维持人均生产率的增长，全社会就不必过分担忧人口规模的持续萎缩。但白川方明结合日本对抗通缩与人口危机的经历发出了警告：这两者实际上深度交织、互为因果。日本的实践观察表明，人口总量的持续负向萎缩，会通过多种隐性渠道，直接且沉重地拖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整个社会，都必须彻底放弃侥幸心理，为这种长期人口结构危机做好全面制度防范。
在此基础上，白川方明进一步批判并修正市场盛行的 “央行万能论”，并援引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观点：社会不应寄望央行完成其职能范围之外、无力达成的发展目标。
“央行作用举足轻重，但绝非能够施展魔法的机构。” 白川方明援引“丁伯根法则”强调，政策目标的数量必须与政策工具的数量保持严格匹配。根据这一法则，货币政策应当聚焦于它最能发挥成效的核心领域，即维护价格的长期稳定。
但现实经济治理中，政策边界往往被极度扭曲。一旦宏观经济面临增长停滞，各方往往期望央行能够“无成本”地实施极致宽松来包揽所有经济目标的修复。白川方明对此作出了严厉的驳斥。他强调，在经济学逻辑中，政策的长期收益与次生代价必然是如影随形、一体两面的。如果央行只紧盯短期刺激的收益，而忽略或掩盖长期极度宽松对金融体系造成的深度副作用，那么最终反噬实体经济的社会总成本将大到无法估量。因此，央行必须严格奉行“比例原则”，社会也必须理性认知货币政策的客观局限。
想要从根源上破解潜在增长率持续下滑的困局，唯一可行路径便是推进结构性体制改革。在对话的尾声，白川方明分享了一段令人深思的往事：当他担任日本央行行长并频繁在公开场合疾呼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时，非但没有赢来政策协同，反而招致了来自政治层面的严厉谴责。批评者们指责他是在推卸责任，试图通过强调结构性改革来转移社会公众对“央行未能实施更激进货币宽松政策”的质问。这种政治与舆论对央行角色定位的巨大曲解，使得经济体往往错失真正的疗伤窗口，这无疑留给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极为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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